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犯罪嫌疑人之间并不熟悉,只知道其他人的网名,他们会互相通报作案对象和自己的作案进展。梁某在此案中盗得15万元,是盗窃数额最多的一人。得手后他给另一名新疆籍犯罪嫌疑人近5万元好处费,因为是后者向他提供了盗窃对象的消息。同时,梁某又把消息透露给广西籍犯罪嫌疑人,得到了1.8万元好处费。

《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提质增效、更可持续？解读》澳大利亚的反华情绪仍在继续：谴责中国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、指责“孔子学院”、批评中国对澳大利亚进行“政治干预”，就连学术圈也出现了质疑中国的声音。